今天给各位分享国民党是怎么丢掉军权的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国民党为什么放弃军权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

1. 军阀的爱国之心从不动摇为何民国时期军阀从来没有自立为国的
2. 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有什么渊源为什么感觉二者关系很密切
3. 国民党是怎么丢掉军权的
4. 蒋介石怎么成为国民党权力中枢的

军阀的爱国之心从不动摇为何民国时期军阀从来没有自立为国的

军阀有些倒是想，可是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深人心。他要找死的话，他就独立吧！能混到军阀那个程度，绝对不是傻瓜，人民都不愿意他怎么能独立。

还有中国的传统观念，能混到军阀那个程度，自然就有野心的，肯定更愿统一中国，当最大的那一个。

历史上哪怕是少数民族强大以后都想统一中国。而且还以这个为目标，一直在奋斗。

只要是华夏人种，对这块土地绝对不会放弃，那怕一小块，都会让所有人斤斤计较，耿耿于怀。

就是搞个南北朝，金辽宋还分个正宗和不正宗，还为这个事打的头破血流，谁都不给谁面子。

如果有哪个不知好歹的趁乱闹独立的话，他的人民百姓就会心不甘情不愿，而且旁边的军阀会借此这个机会打出收拾他的大旗，趁宰了他，收他的地盘。

以当时的那种乱糟糟的军阀混战的局面。没有一个军阀特令独大，互相之间都在牵扯，这种情况之下就更不可能闹独立了，就像春秋战国时的周一样，虽然已经势微了，最后阶段只能算最弱的诸侯国，那些诸侯国都不敢去把周王朝给灭了一个道理，互相牵扯，周王朝还是个道义的主，谁都不敢踩这个地雷，除非自己绝对的强大可以替代他。

而且当时一个省还好几个军阀互相攻伐，怎么独立！

例如四川省成了军阀混战最频繁的地区，四川所发生的战争竟高达四百七十次，平均每月有战争两次。

四川是天府之地，所以引来这么多军阀争夺。

别的地方也打得一团糟。

下图乱成这样了，还在联合抗日↓

就是后来的所谓满洲国，也没有几个人鸟它。

就溥仪以及溥仪身边的一票小众也不鸟，他们从骨子里面根本就不认同满州国，认同的是大清。

那些旧遗老们更都只认同大清，满洲国仅仅是满清复辟的一个过渡，对作为日本傀儡的满洲国是相当不认同的。

他们始终幻想满洲国是重新开始的起点，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因此溥仪登基为了着龙袍一事差点和关东军闹翻，郑孝胥和罗振玉随后也被排挤。

↓就这样了，各个军阀也末敢冒个独字！

1924年冯玉祥从紫禁城赶走溥仪，但随后直奉联手把冯玉祥赶下台，郑孝胥等人鼓动溥仪躲进日本大使馆或者出国，他爹载沣一直不同意。到后来他自始至终不同意溥仪去长春，甚至在天津出发之前，载沣还在劝说溥仪不要去长春，说明载沣对于日本人的扶植是不认同的。

满洲国成立后，也没去当太上皇，除了期间短暂居住天津，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居住在北京的王府。

溥仪亲叔叔载涛，他还去过日本住过一段时间的，但是等到满洲国成立之后，那时他日子窘迫，天不亮就要去摆摊做小买卖，也算是贵族出生，权倾一时过的人物。沦落到做小买卖摆摊，历史以来也没几个。就这样了，日本人和汉奸拉拢载涛的时候，这个X汉口里的老满遗来了句“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可不能去东北当那个亡国奴哟。

载涛年轻时候曾去法国索米尔的骑兵学校专修过骑兵作战科。

后来出任新中国的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军马政局顾问，朝鲜战场上有不少军马都是他从内蒙古选送过去的。

所以他不是不愿意发光发热。他是不想为分裂祖国发光发热。

当然也有投机心理的，想成立个国家，自己高官厚禄，比如熙洽。

熙洽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跟蒋种菜是校友）毕业，回东北之后还担任过东北讲武堂的教育长。

等到奉天事变的时候，熙洽率先与旧识多门二郎沟通，主动跟张作相申请代理吉林军政要务，然后想促成吉林无血开城。

随后又通电全国宣布吉林省独立，这个时候是1931年9月30日。

1932年2月开始策划筹建满洲国，并主动跟土肥原贤二申请把溥仪接到长春。

然而熙洽却有个令日本人怀疑的神操作，3月29日打吉林当地的抗日救国军的时候，本来关东军是准备空投抗日救国军后，与熙洽合力包围救国军的，但是熙洽居然忘了电联关东军，让救国军顺利逃脱，这里面水深了！

事后关东军头头们研究决定，不让他搞军事，但熙洽转身一变成满州国财政部长！

在满洲国里面绝对多老百姓始终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心里没有人认为他们是满州国人。

连大多数满人都不认同清朝更不会认同满洲国，脍炙人口的比如佟麟阁，白乙化，吴克仁，邓铁梅，以及赵洪文国等！

所以军阀，(臣妾想啊，臣妾做不到哇)

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有什么渊源为什么感觉二者关系很密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时，广州政府领导的北伐军只有八个军10万人枪，其中何应钦的黄埔第一军不过2万人，然而到了二次北伐的1928年初，大约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仅老蒋的第一集团军就拥兵达30万之众，这些部队都是哪里来的？招收的少量新兵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收编的原北洋军阀部队。

（第74军军长施中诚是直鲁联军出身）

尤其是老蒋自领的“东路军”一路上招降纳叛最为迅猛，陈仪的浙军部队、陈调元的皖军部队、以及赣军部队，绝大多数脱离了孙传芳的指挥，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包括后来的侍从室第一处的两任主任：贺耀祖和林蔚，也都是这一时期投蒋的，所以说，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中，从南京政权1927年成立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北洋元素。

我们不妨看一下二次北伐时第一集团军的作战序列，就大概知道蒋系部队里面有多少“北洋余孽”了：该集团军当时下辖四个军团，其中第一军团刘峙所部，还算以黄埔系军队为主（也不是全部），而第二军团陈调元、第三军团贺耀祖、第四军团方振武，所率领的部队基本都是杂牌，也就是投蒋的原军阀部队。

实际上，冯玉祥和阎锡山两大军头也得算是脱胎于北洋军阀，冯玉祥是直系军阀部队出身，一度为曹锟、吴佩孚的部下，只是由于不受待见，才在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反戈一击，组建了自己的“国民军”，然后参加了军阀混战。他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时间点，已经是从苏联回国的1926年8月，换句话说，在此之前他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那么他的将领和军队同样如此。

阎锡山早年更得算是北洋军阀的一部分，无非自成体系罢了，他曾经听命于袁世凯、也曾经就任张作霖安国军的“副总司令”，直到1927年6月，习惯见风使舵的阎锡山眼见北伐军势如破竹，才在广州方面的拉拢下宣誓“效忠国民政府”，于是他和部下们就这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说句不好听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以及他们的部下，对“三民主义”是咋回事都未必清楚，无非就是顺应潮流“半路出家”而已。

（阎锡山早年就是北洋军阀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另外三个集团军，在会攻平津期间，也收编了大批军阀部队，在整个北伐战争中，除去伤亡部分和逃回东北的奉军主力外，近100万北洋军阀部队中（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至少有一半成为了“国民革命军”。四大集团军二次北伐出征时的准确兵力是：第一集团军29万人、第二集团军31万人、第三集团军15万人、第四集团军24万，合计不过99万人。

然而到了1929年的南京编遣会议之前，全国军队已达200万之多，去掉已经易帜的东北军和西南军阀部队，四大集团军拥有的兵力也超过了150万人，可见国民革命军的膨胀之快和收编的北洋部队之多。在这次编遣会议上，老蒋提出了裁军的口号，因为国力确实养不起这么多的军队，当然，黄埔系的私心也相当之大，在拟定的八个编遣区中就控制了四个，其他几个军头当然不服，由此成为中原大战的主因。

（冯玉祥直军时期）

大批北洋军阀部队被收编之后，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许多原北洋军的将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将领，比如在1935年的首次铨叙军衔时，陈调元、何成浚、朱绍良、万福麟、于学忠、何键、刘镇华、龙云、徐源泉等原军阀部队将领，均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几占总数的一半，至于中将和少将就更多了。我们所熟知的第74军第57师，前身就是张宗昌直鲁联军的部队，包括师长施中诚也是同样的出身，也就极大影响了国民革命军原来的军官团构成。

其二是不分良莠地大量收编北洋军阀部队和依附于北洋政府的地方游杂武装，使大量旧军阀部队的官兵涌入北伐军中，期间又未经认真和系统的改造，基本上就是换个番号、换个军装和帽徽，其他没有什么改变，如此就使旧军阀部队的恶习被原封不动地带进了北伐军中，从而破坏了北伐军原来的素质和纪律。所以从1928年起，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向新军阀部队的性质进行演变。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也是军阀出身）

因为国民党右派势力对收编和扩编的军阀部队是不加任何选择的，只要对方有加入国民革命军的要求，就立即同意并全盘接收，比如川军、滇军、鄂军、豫军、陕军、马家军等等，甚至包括孙殿英、刘镇华这样的土匪武装，包括后来出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他的30多万东北军也不过是原来的奉军换面旗子而已。某种意义上，国民革命军到1929年前后，已经成为了一支“新的北洋军”，无非是换了政府换了头头。

军队系统只是一方面，在北洋政府倒台的过程中，大批官僚和旧吏，也被南京国民政府留用甚至重用，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是国民党对于基层政权确实无力进行改造，只能留用原北洋政权组织和官吏，继续行使统治；另一方面，南京政府也确实缺乏治国理政的文官群体和专业人才，乍一成为诺大中国的新统治者，吸收北洋旧吏也是无奈之举。

（浙军陈仪）

比如老蒋的把兄弟黄郛，原来就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还出任过北洋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顾问，1926年起受邀南下，换个身份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历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后北上说服冯玉祥、阎锡山附蒋，也是老蒋对日政策的核心幕僚。再比如北洋时期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也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协议上签字的那位，原任北洋政府驻美公使、外交总长等要职。

结果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又于1932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法国公使，甚至出任了1945年联合国制宪时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第一个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我们所知道的抗战初期著名的汉奸父子“黄浚案”，这厮在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之前，也是原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官员，因此以这些人为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其实接收和留用了大批原北洋政府的外交、经济和行政官僚。

所有这些军事和政治官员，都只需要履行一道简单的手续，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员”和国民政府的官员，这样的做法固然有益于国民党迅速掌握政权和稳定了局面，但也极大破坏了原有成分，这些人虽然头顶青天白日徽和担任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军政职务，其实不过是换个地方吃饭而已，由此也造成国民党的组织严密程度、战斗力、凝聚力均大大下降，恐怕也是败亡大陆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妨做这样的结论，所谓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就是以老蒋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军事上击败北洋军阀后，基本继承了北洋政权衣钵的产物，包括国号也没有改变，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关系，已经不是渊源的问题，而是在历史大潮中形成泥水混合很难界定，最终形成了一个军政大杂烩，老蒋和国民党，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完成国家的统一。

（于学忠曾是奉军的大将）

国民党是怎么丢掉军权的

内部腐败，宗派严重，宗质错误，目标不正确

蒋介石怎么成为国民党权力中枢的

蒋介石借“廖案”进入权力核心

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许崇智，是蒋介石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蒋介石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

前面提到的陈公博关于“廖案”的调查报告是陈在该案发生数月后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代表“廖案”检察委员会所作的，此时的蒋介石已上升到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所以报告中特意将蒋与廖、汪并列，无非是为抬高蒋的领袖地位。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对组成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府成立之后，他除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并未占据其他要职。甚至可以说，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使蒋介石进入政府的领导地位，当然更不用说党的领导地位了”。蒋介石本人正是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的。

黄埔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杨希闵)叛乱中的功绩使蒋介石的声望迅速提高，但他在军界和政界的既有地位难以满足其“雄心壮志”。在广州国民政府建立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是汪精卫和许崇智。但汪只是一个并无实力的政客，虽然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整天忙于党和国家的事务，因此，他实际上从不过问军事”。蒋与汪暂时尚无利害冲突。而擢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的粤军头领许崇智，却是蒋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

平定刘、杨叛乱后开入广州的粤军，把持着广州的财政收入，致使蒋介石的党军军饷得不到保障，蒋对此十分不满。蒋、许自1925年6月间军事委员会开始改组军队、统一军政工作后，就“势成水火”，且矛盾在不断加深。

许崇智所部粤军虽人数众多但杂乱不整，因涉嫌谋刺廖仲恺和巅覆政府，8月25日梁鸿楷、招桂章、杨锦龙等多名粤军将领被捕。8月26日军事委员会议决改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担任由党军和部分粤军组成的第一军军长，在军界地位进一步抬高。许崇智虽然在军队中的权力与影响有所下降，但很快又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监督，掌握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许有意限制蒋介石所率第一军的发展，许、蒋矛盾进一步激化。9月9日蒋介石往晤汪精卫，对汪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必欲限制本军之发展，可胜慨然”。

除财政之外，军事计划方面也有分歧。蒋介石“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崇智则不予赞成。此外，湘军将领谭延闿、滇军将领朱培德等对许崇智的把持，也“同感不平”。苏俄顾问鲍罗廷对许崇智亦无好感，认为他“只会大唱革命高调”，且与陈炯明有着相同追求。尤其是许崇智在“廖案”发生后，阻挠对主要嫌疑之一的粤军将领梁鸿楷的逮捕，令鲍罗廷大为不满，认为许实际上已成了革命军道路上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经过商议，广州国民党要人对许崇智形成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逮捕，另一种主张将其流放上海。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其代表人及执行者就是蒋介石。

9月19日，蒋介石密令学生第二大队、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第七、八旅并补充旅，以及铁甲车队、江固舰，协同“解决反革命各军”。粤军郑润琦部与莫雄部分别被缴械，收编归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指挥。在成功解决了许崇智的主力之后，19日晚，蒋介石致函许崇智，历数其作为“军政与财政领袖”的“过失”，指出许的不少表现实已危害到国民革命的大业。

为了“保全名节”，蒋介石建议许崇智“暂离粤境”，其部由蒋本人“负责维持”。据记载，许当晚接信后，给蒋介石回电话二次，“语多凶悖”。说明，双方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但不管许崇智如何抵抗，最终不得不屈服。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解除许崇智的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和财政监督等职务，令其离粤赴沪。

据载，当蒋介石下令戒严时，许崇智曾向汪精卫电话质问此事。汪精卫复函许崇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并谓“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一切难题，及情感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之后，即请先生回”。许崇智接阅后，只得“完全同意”。下午三时，蒋介石派陈铭枢“护送”许崇智登轮启程。至此，蒋、许之争，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2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9次会议上，汪精卫通报了政治委员会关于令许崇智赴沪休养，由蒋介石负责“收束粤军一切事务”的决议。次日，胡汉民也搭乘俄舰出洋。

逼走许崇智后，蒋介石终于排除了自己在争夺军事最高领导权方面的障碍。不久，他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这无疑又进一步抬高了蒋的政治地位。结果，这个在1925年初还无足轻重的年青军官，“在几个月内通过大胆的、有目的的和激烈的行动一步步青云直上，在红色广州成了汪精卫之外的最有力的人物”。(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2页)于是，在广州形成了汪、蒋暂时合作，汪精卫主党、蒋介石主军的局面。

文章分享结束，国民党是怎么丢掉军权的和国民党为什么放弃军权的答案你都知道了吗？欢迎再次光临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