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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彝族有什么样的历史
2. 云南有什么奇葩的婚俗

彝族有什么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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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与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某些古代民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彝族的分布状况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确定下来的。

1、族源

彝族来源于在国内土生土长的远古氏族、部落。既可找出向当代彝族转化的直接族源，也可追溯出最早的远祖先世在炎、黄时代就存在了。彝族先民与分布于中国四川旄牛徼外以黄帝为始祖的蜀山氏后裔早期蜀人、以古东夷颛顼族为祖先的昆夷、以及与炎帝为始祖的楚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时彝族的一支先民就以“昆明”为名。东汉时的“叟”和南北朝时的“爨”（黑爨）也都是对当时彝族先民的称呼。唐宋时期的“乌蛮”（元以后被称为“罗罗”）是彝族的直接前身。

作为彝族起源的远古氏族、部落，与当代彝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很复杂。西南地区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哈尼、白、纳西、拉祜等民族同属古代的蜀山氏和昆夷系统。

2、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彝族在形成为民族初期，经历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过程。先是彝族先民希慕遮部约在商末周初时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即成都平原达３１代之久，与当地土著濮人融合，并与自西北迁来的昆夷发生通婚等联系。

这样，通过民族活动范围确定在“邛之卤”，融化、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员，使民族共同体在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稳定与发展。彝族先民向地缘关系转化的方式和形成为民族的过程，是由武洛撮（疑即蚕丛）建立独立的古蜀国地方政权来实现的，并在产生国家的基础上，逐步使蜀山氏后裔、濮人、昆夷之间在居住地域、经济活动、生活习俗、语言与意识等方面趋向一致，从而完成转化为称呼“昆明”的民族。

在彝族形成为民族以后的发展中，并非自起源、形成到现在都始终保持当初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而是相反，又不断渗入、吸收、同化、融合了濮人、楚人、汉人等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员。而彝族也在先后的分支中又与其他民族融合后形成了另一些新的民族，如哈尼、白族等。

3、地理分布的演变

由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原因，彝族起源和形成为民族初期确定下来的共同地域，随着彝族的兴衰和发展，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彝族的分布地域与原起源地的蜀山和古三危、形成民族的发祥地“邛之卤”，都已毫无地域联系。春秋中期，彝族先祖笃慕（疑即杜宇）因失国而“隐”于“西山”（疑即今云南洛尼山），从此彝族先民永远离开了他们的活动中心“邛之

卤”。

笃慕六子即“彝族六祖”分支后，彝族先民便逐渐向滇、川、黔、桂迁徙和发展。唐代南诏国和宋代大理国的建立，使彝族分布范围扩大到国家势力所及地区。到元代，中央政权在云南彝族聚居区设置了路、府、州、县和宣慰司，在贵州水西地区（今大方、黔西县一带）设置了宣慰司，在四川的雷波、屏山、金沙江两岸等地设置马湖路，在今西昌市和冕宁、普格等县一带设置建昌路，在大、小凉山设置罗罗斯宣慰司，这些行政区划的确立，使彝族的地域分布大体上稳定了下来。

在彝族的地理分布中，还有跨国的现象。据1９８２年前的统计，国外彝族人口有1３７０００人，分布在中国境外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各国，主要是缅甸、老挝、越南、泰国。其中：缅甸有彝族１０余万人，分布在掸邦东部地区；老挝有彝族１万多人，住在乌涅亚和孟格涅边界地区；越南有彝族４０００多人，居住在北部靠近中国的孟康、保乐等边沿县；泰国有彝族近万人，居住在龙谷河和莫河之间地带。据彝文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他们都是在中国唐朝中叶以后陆续迁徙到外国去的。这也是在彝族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

１、称谓不统一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历代各族统治阶级实行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加上“民族”定义不明确，造成民族成分不明，称谓不统一，对彝族人口发展状况很少调查，更缺乏研究。因而长期以来，彝族的民族构成面貌不清。据不完全的统计，直到１９４９年以前，分布在广大地区的彝族就有３０来种不同的自称或他称。

彝族自称和他称中，以“诺苏泼”、“纳苏泼”、“聂苏泼”作为自称的彝族，即占川、滇、黔、桂四省（区）的彝族总人口的５０％以上。大体说来，四川全部、贵州大部以及云南昭通地区、曲靖市、玉溪地区、思茅地区、丽江地区、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及宁蒗县小凉山等大部分或部分彝族，都采用“诺苏泼”或“诺苏”这个自称。至于“纳苏泼”和“聂苏泼”，亦即“诺苏泼”，只因方言土语不同而稍有音变罢了。“诺苏泼”，在彝语中有特定的含义。“诺”之意为“主体”，亦意为“黑”。“苏”之意为“族”。“泼”之意为“男人”。与“泼”对称的“摩”，其意为“女人”。知“诺苏泼”之意为“主体的族群”或“尚黑之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废除不合理的侮辱性的他称，彝族人民已逐渐少用或不用地区性支系的称谓而自愿统称为彝族。

2、人口演变概况

１９４９年以前，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彝族人口数量是缺乏精确统计的。据现有资料，我们没有发现历史上彝族曾经历过人口大起大落的发展变化过程。但１９４９年以前，彝族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生产、生活水平低下，人口再生产主要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类型。如以凉山彝族聚居区为例，在１９５６年民主改革前，今凉山州的昭觉、美姑、布拖、喜德、普格、甘洛、金阳、越西、雷波９县，以及乐山市属的马边、峨边两彝族自治县和金口河区，习惯上被称为四川大、小凉山的腹心地区，面积约３５０００多平方公里，这些地区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形态。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置越嶲郡，今凉山州基本上属越嶲郡管辖。其时：今峨边县和金口河区在大渡河以北的地区属犍为郡南安县（今乐山市），大渡河以南地区属越嶲郡灵关道（今甘洛县一带）；今马边县西部地区属越嶲郡，马边县中部属南安县，而属金沙江水系的马边东部地方和雷波县则属犍为郡的僰道管辖。

现存凉山彝族地区历史上的人口数字，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上》：“越巂郡，户

６１２０８，口４０８４０５，县１５。”考虑到汉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唐蒙奉命开发“西南夷”设犍为郡时，汉族已开始进入凉山，现今马边县城驻地民建镇北部的劳动乡金家山石牌子处还有汉墓存在，以及近年来在四川凉山发现大量汉代砖石墓和汉代居住遗

址，足证。因之上述户口当非尽为彝族先民“西南夷”。

从这时起，到（清）嘉庆２０年（公元１８１５年）四川总督常明清查凉山彝区人口为２８００００人止，尽管上述人口统计不可能精确，但大体说来，纵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人口发展的全过程，从公元前１１１年到公元１８１５年共１９２６年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人口约在３０～４０万左右，人口变化平稳。说明凉山彝族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增长十分缓慢的，也说明在公元１８４０年以前凉山彝族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适应的最大限度。

但到了近代，凉山彝区“生齿日溢”，人口再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逐渐遭到破坏，人多地少，形成“夷地多歉”，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于是人口相对过剩，迫使人口大规模地向凉山外部迁徙。据调查，原四川西昌地区约有２０万彝族，云南丽江地区约有７万彝族，都是由凉山迁来的。他们迁到新住地的年代大都在１０代以内，以五六代为多。也有一两代的。他们由凉山迁出的原因，除了为打冤家以及反动政府的围剿逼迫不得已相率逃出这一政治原因以外，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一百多年中，人口数量增长的趋势愈近增长愈多，致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也是原因之一。

凉山从１８１５年的大约２８万人增到１９５６年的大约７１万人，１４１年间净增了大约４３万人，平均每年递增０．６０９６。应当说，这一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缓慢的。即使如此，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已逐渐超过适应的最大限度，土地缺少，粮食不足。从（清）嘉庆２０年人均耕地１０亩，降至民主改革的１９５６年人均耕地只有４亩。

人口短时期内的大幅度增长，已成为延滞社会发展的因素。在人口增殖超过土地限度的时候，奴隶主阶级便通过频繁的冤家械斗等强制调节的方法，不断地调整着人口和自然环境

关系的平衡。凉山的冤家械斗，在民主改革前的近半世纪以来，范围日益扩大，频率不断增高。

例如：苏呷家、井曲家、阿侯家、吴奇家之间的冤家械斗，历经３０年；井曲家与布兹家的冤家械斗，历经２４年，近5０次之多；井曲家与吴奇家的冤家械斗，历经１９年，近３０次；布兹家与吴奇家的冤家械斗，历经１３年，大小战斗达１００次；沙马土司家和阿都土司家的冤家械斗，历经１４年（１９３４～１９４８年），双方共死４００多人。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凉山州人民政府在自治州范围内，就调解了新旧大小冤家达１２０００余件；仅布拖一县从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底，共调解２０００余件。

冤家械斗尽管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原因，但归根结底主要是为了争夺奴隶、土地等物质财富。如据凉山州政协座谈会的估计，由于争夺奴隶、土地和婚姻纠纷等三项原因而引起的冤家纠纷，就占全部纠纷的９０％左右。

无休止的冤家械斗，冤冤相报，越打越多，愈打愈烈，对凉山彝族社会生活各方面都起了重大的破坏作用：人口大量死亡，生产严重凋敝，阻碍交通和贸易的发展，降低了物质生活水平。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前，凉山彝区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少数地区乱伐森林，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逐渐缩小，一些水田缺水变为旱地，粮食的单产很低，社会生产已无法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人口死亡率一直很高。如１９４０～１９５０年间，凉山昭觉县彝族的人口死亡率为３５％，婴儿死亡率高达３０％。

这说明必须改变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最必要的基础条件。民主改革推翻了凉山彝族奴隶制度后，凉山彝族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由原始发展类型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年轻发展类型的根本性质的变化。在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末，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显著。

凉山彝族地区人口死亡率已由１９４９年以前的４２％左右，降到５０年代末的２５％、６０年代末的２２．６９％、７０年代末的１８．７％；凉山州布拖县１９８８年更降到１１．７％，反映了凉山彝区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零时，国内彝族共有６５７２１７３人，总人数仅仅次于汉、壮、满、回、苗、维吾尔等族而居于国内少数民族中的第六位，是中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而在西南地区则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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