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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为什么叫洛阳有什么历史渊源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中下游,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世界文化名城。
洛阳因地处洛河之北而得名。洛阳中的“洛”指的是“洛河”,“阳”指水的北面,洛阳的意思是“洛河之北”。
洛阳古称斟鄩(zhēnxún)、西亳、洛邑、雒阳、洛京、京洛、神都、洛城等。斟鄩是夏朝古都,位置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公元前1046年,西周取代殷后,为控制东方地区,开始在洛阳营建国都成周。周公在洛水北岸修建了王城和成周城,史称成王“初迁宅于成周”,当时的洛阳称洛邑、新邑、大邑、成周、天室、中国等,亦称周南。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从此,有23个国王都居洛阳,前后历经500余年之久。
公元前206年,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居住在洛阳。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初次定都洛阳。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改洛阳为宜阳,设“新室东都”和“中市”。汉光武建武元年(25年),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改洛阳为雒阳,建武十五年(39年),更河南郡为河南尹。黄初元年(220年)年,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变雒阳为洛阳,称曹魏,设司隶校尉部,洛阳称呼沿用至今。
为什么东汉末年时期的朝廷被有些人称为历史上最腐朽的时期
我是白龙赤子,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说起东汉末年,我的大脑就想到了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第一集的画面。幼主继位、后宫专权、宦官干政、农民起义不断等等。该剧取材于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三国演义》,专家们对罗贯中的这本小说有有“七分写实,三分写虚”的评价,可见上述情况并不是空穴来风。
东汉末年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乱之又乱的现象,在东汉一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埋下祸根了。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新的王朝建立之初,千疮百孔,需要新的血液注入。在东汉,这股新的血液就是以邓禹、贾复、冯异为代表的“云台二十八将”,这些人在刘秀创业的开始时期就一个劲儿的跟着刘秀,为其打下江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建立后,刘秀不同于刘邦和朱元璋大杀功臣,也不像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对他的兄弟们特别的好,只有不要刘秀的江山,要什么给什么,可见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个非常厚道之人。
可是,厚道的背后又有一些危机。就像一个大家族一样,所有的人都靠掌柜的来养,并且这个家族还是有权势的人,还要世代世袭。这样,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靠得住,万一有点儿闪失就可能导致破产,清代曹雪芹家族不就是这样吗?近代张恨水著名小说《金粉世家》中描写的金家不就这样吗?
更为重要的是,“云台二十八将”中的所有人都是东汉立国的功臣,是一个国家统治阶层最重要的人,这些人如果懈怠了,国家的统治怎么办?就是刘秀变为刘优秀也是闲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只会导致了统治阶层的腐化,到后期的时候只会让国家机器陷入瘫痪的绝境。
其次,越到后期,东汉的西北边疆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最大的莫过于发生于122年、138年、140年的三次羌人大起义。据史料记载:
羌,西陲牧羊人也。
西汉建立以后,羌人逐渐向内地迁移,形成了与华夏民族融合的趋势,主要生活于河湟、塔里木盆地附近、陇南至川西平原一带。羌人在东汉立国九十多年后实力大增,威胁着东汉的统治。羌人掀起的三次大起义耗费了东汉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加催化了东汉后期的腐朽。
东汉后期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还在于没有让儒家思想的合理因素成为其统治的工具。我们知道,儒家一直奉行“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强调“尊卑秩序”、“忠君”观念。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但是通过对东汉后期历史的了解,就会发现一些儒家的精英人物拒绝为东汉政府所服务,这其中就有著名的人物王符,荀悦,这两个人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儒家人才,王符的思想可以和董仲舒相媲美,荀悦的历史才华可以与司马迁、班固相比较。然而,他们都没有为东汉政府所卖力,而是选择一种恬淡的隐居生活,这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悲剧。
结语
东汉,作为王莽篡权之后又重新统一的王朝,人们对它的关注一直很少很少,在民间少,在学术界更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理解是他没法儿和西汉相提并论,人们一直沉浸在汉武帝征伐匈奴的壮阔画面当中,崇拜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英雄。另外,可能也与它的腐朽统治有关,与它的种种缺点有关,所以被人们所遗忘。但是,在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当下,我们也要学习历史上比较弱的时代,比如东汉,时常怀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三国的颍川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名士
颍川,秦置天下三十六郡之一,主要是今天河南省登封市、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新密市以南,叶县、舞阳以北的地区。在三国时期,这里出现了大批名士,尤其是在曹魏政权中,有大量颍川郡出身的高级官员,曹操曾经评价“汝、颍固多奇士“。为何三国时期颍川会出现那么多名士呢?
秦汉时期的“北上广”如今我们经常将“北上广”作为一线城市的代称。而颍川在秦汉时期就是妥妥的“北上广”,自秦朝设置天下三十六郡以来,颍川郡一直是除帝国首都长安、洛阳之外人口最多的郡。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颍川这个秦汉时期的“一线城市”
颍川是大禹的故乡,现代考古认为这里曾是夏朝或者夏部落的首都,故而从远古时代这里就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庞大的人口基数造就了颍川地区开发较早也较快,逐渐的也就成为了天下大郡。
颍川地处中原腹地,离洛阳很近,而洛阳从周朝开始就逐渐是“两京”之一,其地位可与关中的长安或咸阳等地相比。这里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加上人口密集,由此颍川郡便经济发达,商贸活跃,战国时期著名商人吕不韦家族就是出之颍川即为明证。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衣食温饱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才能开始有更大的精力去从事其他工作。而文化、知识的普及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颍川郡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因而成为秦汉时期的人口大郡、经济大郡和文化大郡。这就是颍川人才辈出的基础!
颍川的学风和民风颍川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经济、文化大郡的优势,必然造成颍川人逐渐形成世家豪族的传统,而这些衣食无忧的世家豪族对学风和文化的传承教育一直是比较重视的。
颍川战国时期属于韩国,有浓厚的法家学术思想,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申不害和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在《汉书》中记载了颍川人“喜好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颍川人喜好参与政治和喜欢争讼的民风,一方面说明颍川人对入仕的热衷,而入仕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就促进了颍川人的学风普及。同时喜欢争讼就代表着法家思维的流传,而这种法家思维是适合非常适合乱世权谋争斗的。
而随着东汉豪强势力的崛起,豪强士族为了延续家族权力,也使汉代的私学之风更加兴盛。而颍川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上的发达,也使得颍川私学之风更盛。但是由于刚才提到的民风问题,颍川人的学风并非齐鲁之地的儒学之风,他们似乎并不热衷于在学术上进行研究,而是有着强烈的以学入仕和参与政治的学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李膺、荀昱、杜密等主要代表都是颍川人,这不仅反映出颍川在当时士林中的重要影响力,而且可以看出颍川学子们热衷参与政治的表现。
颍川人的独特民风和学风使颍川人积极参与政治,善权谋,这就使东汉末年的那一批颍川士子非常适合乱世的争斗,这也就是东汉末年颍川郡名士为何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同乡举荐,同气连枝,颍川人才井喷式出现的重要催化剂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之时,人才也需要明主的赏识和重用。而这个人就是曹操,但是颍川名士大批聚集在曹操身边的重要催化剂就是荀彧的举荐。
荀彧在曹魏阵营的地位毋庸置疑,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曹操身边的萧何。从公元191年,时年29岁的荀彧从袁绍阵营投奔曹操开始,就一直是曹操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和政治助手。
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并非荀彧首创,但是曹操的早期政治蓝图和战略规划很大程度上是荀彧为曹操制定和辅佐执行的。因此他一直深受曹操器重,他的意见也多被曹操采纳。
由于曹操对荀彧意见的重视,荀彧为他推荐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大都出身颍川,这也体现出颍川豪族相互扶持、同气连枝的重要特征。但是不得不承认荀彧举荐的这些人才并非无能之辈,反而个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物。论政务,有钟繇;论谋略有郭嘉和荀攸;论屯田有枣祗(首倡屯田制)。可以说这些颍川人几乎在曹操身边承担了日常政务、军事谋略和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到了曹魏政权建立,老一辈的颍川人才逐步凋零之后,颍川名士的另一个重要代表陈群开始在曹魏政权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他就是九品中正制的创立者,正是他将这种相互举荐、同气连枝的方法固化上升为国家政策,也促使了地主豪强势力的进一步壮大,逐步演变称士族阶层,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历史。但这一制度在当时必然使颍川人才首先受益,占据曹魏政权的重要职务。
禹州市帖沟村来历
你好,禹州市帖沟村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据传说,帖沟村昔日曾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常常为村民们送饭。一天,她突然消失了,后来在村子里发现了她的笔记本和书法笔,村民们想起了她曾经帮忙卖柿子、送粥并帮助村里的弱势群体。于是村民们把这个村子命名为帖沟村,以纪念这位美丽的女子和她的善良行为。今天,帖沟村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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