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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法中规定的凶器，在实践中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不应单纯按照生活常识进行泛化的理解，而应根据法律规定进行规范化解释，即将国家管制类器械以外的凶器限定为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而携带的其他器械。
一是司法实践易于把握。凶器一词本是生活用语，但在理解刑法用语时，要与一般国民生活用语有所区别。将日常生活中一些带有杀伤可能性的器具理解为凶器，会使凶器的认定在法律上过于泛化，司法实践也不好把握。我们知道，任何器具都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一支小小的牙签都不例外，但不能说，只要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器具，都是凶器。但从行为人携带的目的上认定则易于司法实践把握，即行为人只要是出于犯罪目的而携带就可以认定为凶器。
二是已有相关立法例。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凶器作出了规定，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200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重申了上述内容，并规定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抢夺，但有证据证明该器械确实不是为了实施犯罪准备的，不以抢劫罪定罪;行为人将随身携带凶器有意加以显示、能为被害人察觉到的，直接适用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修正案(八)也规定携带凶器盗窃构成盗窃罪。之所以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盗窃罪中数额的要求，就在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因为这种行为随时有可能转化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从这一立法目的来看，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并无差别。因此，本着刑法体系性解释原则，对这两个条文中的凶器应作同一的理解。
基于此，办案中应该严格将凶器界定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国家管制类器械，如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二是为实施犯罪而携带的其他器械，如砖头、菜刀等。这些器械并非国家管制类器械，要认定其是否属于凶器，就必须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而携带，就应认定为凶器。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虽然器械本身没有反映出违法性，但实施犯罪的意图反映了其凶器的本性。如果行为人携带其他器械的目的不是为了实施犯罪，也实际并未显示或使用，就不应认定为凶器。如木匠下班途中，临时起意抢夺路人，其所随身携带的刨子、凿子等并非为犯罪准备，且并未显示或使用，就不应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
古代刑罚的地方叫牢房，宋朝开封府设有典狱房、狱神庙、死牢、男女牢房等，按照北宋时期的分布来看，宋朝的牢房是非常不好的。不过宋朝的牢房设有“府司西狱”，就是开封府的刑狱文化区，这里可以学习一些知识，这一点还是很少见的。
鲜为人知的是，古代的律法是没有监禁十几年的，通常情况下，一些罪犯到了被处死的情况，都是立刻被斩首的。在宋朝时期，“府司西狱”一般情况下用来提审犯人，同时会在大堂进行审判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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