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梁思成北京城规划图是正确的吗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梁思成向谁建议不拆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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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火攻日本，梁思成参与了吗
1945年春，为了准备协助美军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进攻日寇，蒋介石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梁思成为副主任，我梁思成在该委员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当时该委员会实际上仅有我和秘书郭某（已忘其名，可能为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点是借用重庆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很小的房间，工作时间前后约两三个月。这份表及图制成后，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史克门。但当时具体地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送过去的，现在已记不清。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当时在李庄，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图片△梁思成先生绘制的剖面图这份检查中，没有提到罗哲文的名字。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处文革，梁思成本着保护罗哲文的心态，方有此举。但检查中，梁思成也只字未提标注日本的文物建筑清单。检查中出现的另一个名字是吴良镛，根据新华社记者对于吴良镛的访谈，吴先生也表示，自己已经不记得梁思成先生有过标注京都、奈良的举动。
梁思成北京城规划图是正确的吗
完全正确，1950年初，梁思成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
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但建议没有被采纳。
郭沫若拆了多少古建筑
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首都的北京肩负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重任，因此计划是要建成了一个工业城市，然而这些城墙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阻碍。
1950年2月，梁思成提交一份两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要提出在旧城外西侧另辟新区，而旧城区这当作城市博物馆加以保护。
当时对于旧城区的“拆”和“留”的问题主要分为了两派，一派就是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代表的留派，另一派就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拆派。
林徽因夫妇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这些古建筑正是文明的象征符号，是历史的脊梁，所以不能拆。
而郭沫若却认为，老建筑全都是封建时期的旧物，这些旧物阻碍了新时代的发展，因此必须拆除。
然而还是支持郭沫若拆除古城墙的人更多一些，因此从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墙的拆除工作便提上了日程，1953年5月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被拆，1954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
看着一座座古建筑被拆掉，梁思成夫妇就仿佛感到是在拆自己的骨头一样心痛如绞。林徽因四处奔走游说身体越来越虚弱，她病倒在病床上还撂下一句狠话：“拆了这些八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墙，将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再盖也都是假古董。”
1979年，古城墙的拆除工作被下令停止。
《梁思成林徽因和我》中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是真的吗求解
陈占祥与夫人陶丽君在北京寓所
《梁思成林徽因和我》是建筑学家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写的回忆录，梁思成的第二段婚姻饱受诟病，林洙回忆录中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一些细节也被相关学者指为假造。虽然如此，但《梁思成林徽因和我》中关于“梁陈方案”的记录却是真实的。
所谓梁陈方案，即梁思成和陈占祥1950年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由于这个建议是由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合提出的，故称“梁陈方案”。
梁思成我们很熟悉了，他是梁启超的公子，林徽因的丈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中国营造学社主要负责人，1949年后主要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学生林洙结婚，梁于1970年代初期去世。
今天知道陈占祥这个名字的不多了，简单地说，陈占祥是一位建筑大师，他是蒋介石的奉化老乡，上海雷士德工专毕业后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期间作为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爵士的主要助手，协助完成了英国南部三个城市的区域规划，并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会员。1946年回国后，陈占祥担任国民政府内务部营造司工程师和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都市规划学。
陈占祥是梁思成的晚辈，深受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影响。“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给梁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情况，并表示愿同梁先生一起从事首都城市规划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热情邀我北上共事。”陈占祥后来在文章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到北京后，陈占祥被任命为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
当时新政府刚刚成立，需要重新规划首都建设，梁思成对此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方案。梁思成的指导思想是保护北京古城区，他与陈占祥商量后认为应建立一个新市区作为行政机关驻地，具体是将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三海”之于故宫那样；然后将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
当时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也提出了关于北京规划的建议，他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巴兰尼科夫还认为北京不应只是个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城市，还应该建设成一个工业城市。我们可以看出，苏联专家认为北京中心区应建在老城区，后来北京的建设和规划完全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梁思成、陈占祥等人不同意苏联专家的建议，与之发生了多次争执，这是两种建筑观念的碰撞。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梁思成自费印刷，报送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这份长达25000多字的建议强调的中心问题是：历史文化名城不容破坏，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涉及到国家、城市和老百姓的一系列重要利益，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继发更多的难以纠正的错误。
梁陈方案的核心是行政中心区搬出旧城区，方案提出：“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须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在梁陈方案中，北京旧城区作为文化中心区，旧称西侧的行政中心区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其南侧的商务中心区则是一派现代都市景象。三个功能区分别配备足用的住宅，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区域交通发生，从源头上控制交通拥堵——今天看来，梁思成、陈占祥的这个规划是科学可行的，极具前瞻性。
后来，梁思成又致信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北京市领导彭真、聂荣臻、吴晗、张友渔等人，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他不知道，决策者其实早已有了自己的明确意见。据王军的《城记》记述：“曾担任彭真秘书的马句向笔者回忆道：‘苏联专家提出第一份北京建设意见，聂荣臻见到后，非常高兴，送毛主席。毛主席说：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梁陈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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